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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日本女子下南洋卖身 做华工生理宣泄的润滑剂  从幕府末年经明治时期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大正中期,即1870年代至1920年代,大批的日本青年女性----以九州西部和北部的天草、岛原半岛居多…

原标题:十万日本女子下南洋卖身 做华工生理宣泄的润滑剂

  从幕府末年经明治时期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大正中期,即1870年代至1920年代,大批的日本青年女性----以九州西部和北部的天草、岛原半岛居多。漂洋过海,到海外为生,形成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人口大流动。这些女性,由于南洋群岛是其最为庞大的聚集地之一,因此中文直接称其为“南洋姐”。

  “南洋姐”的足迹,北到西伯利亚及中国东北部地区;朝南以上海、为,涌入以新加坡为核心据点的马来半岛;朝西以印度为跳板,直达非洲东海岸,一直将范围扩张至好望角;向东则渗透到夏威夷乃至美国的加利福尼亚沿岸地区。据日本的统计数字,1908年,飘散海外的“南洋姐”总数为30791人,但这只是冰山之一角,通过偷渡等方式出洋的不在少数,加上“南洋姐”是一种“消耗品”,需要不断补充,因此,仅在明治年间输出的女性,可能达数十万之多。

  19世纪华工和印度劳工作为廉价劳动力代替黑奴世界,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他们一般是单身前往,在其落脚的地方,青壮年男性高度聚集,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艰辛枯燥的打工生活,需要找到解决生理的“宣泄口”,这就为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在作为管理者的欧洲殖民者看来,日本的存在,是一种“软性”的润滑剂,可以调剂劳工枯燥、单调的生活,让他们劳作。因此,对日本的进驻,采取的是默许甚至是欢迎、支持的态度。

  对于这种现象,当时日本的也心知肚明,曾“意味深长”地将“世界劳动国”的中国和“世界国”的日本“有机”地摆放在一起,阐述中日两国不浅的“因缘”关系。

  追求最大经济利益的冲动,是“南洋姐”大量滋生的内在动因。一方面是需求的和对更优越生活条件的渴望,另一方面是整个社会在剧烈变动中并没有为个人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对许多农村女性而言,自己的,最大限度地将自己的身体商品化,成为改变其命运的一种“捷径”。

  20世纪初,在新加坡的“南洋姐”的月营业收入约为150美元,一般和妓院老板五五分成,“南洋姐”的月工资可达70-80美元。而日本制造行业女性劳动者的平均日工资,1900年为20钱,1910年为30钱。对女性来说,与其在国内受制于游廓、以日本人为对象,还不如前往海外谋生,这更有可能增强“经济上成功”的几率。

  1872年,明治颁布《解放令》,翌年又颁布《贷座敷渡世规则》,从形式上解除了隶属于游廓的严格人身依附关系,给予关闭在游廓中的一定的选择。为寻求更高的收入,其中的一部分另辟新,奔赴海外。

  资本主义经济的确立和发展,需要大量资本原始积累为后盾,“南洋姐”的大量输出,则可以获取大量的外汇。

  日本国立图书馆保存有1902年起日本海外打工者的汇款统计资料。1902年“南洋姐”和海外移民汇款及带回日本的现钞总额为1202万余日元,当年“南洋姐”和海外移民汇款及带回日本的现钞排在输入外汇的第五位,成为与生丝、棉花、煤炭等原材料并列的重要输出品。依托女性开拓海外市场,对日本而言,虽然不太光彩,但确实是一桩值得一做的买卖。正因为如此,每年数千人的“南洋姐”,在日本的眼皮底下,以各种方式浩浩荡荡地跨出国门。

  在日本特定的“性”宽容的传统文化氛围之中,选择“性”的劳动形态,在这些“南洋姐”看来,与女仆、女工在劳动性质上并没有多大的差异;海外谋生,亦不过是带有外出打工性质的服务业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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